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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日报》一纸跨越88年(二)

时间:2020-03-0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在历史长河的重要关口,一张报纸的抉择,往往决定着她未来的命运和发展走向。 1948年11月,解放军战略转移撤离后,1949年初《包头日报》又恢复出版,先为8开1版,6月改为8开2版,

  在历史长河的重要关口,一张报纸的抉择,往往决定着她未来的命运和发展走向。

  1948年11月,解放军战略转移撤离后,1949年初《包头日报》又恢复出版,先为8开1版,6月改为8开2版,9月改为4开1版,11月改为对开2版。

  1949年5月,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到包头发表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讲话,《包头日报》首先发表。8月,傅作义来到包头,《包头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傅作义。9月19日,董其武将军在包头宣布绥远省和平起义后,当时主持《包头日报》工作的王绥之表示拥护,愿意接受领导。

  从1949年10月1日起,《包头日报》全部采用新华社消息,《包头日报》由此迎来新中国晨曦的曙光,也迎来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

  包头和平解放初期,中共包头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包头日报》执行“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在政治上予以领导,组织上予以支持,工作上予以指导,所有人员一律留用。王绥之继续担任社长,人民政府秘书长陈若夫负责指导报社工作,重要稿件由市委宣传部审定,派出记者采写地方新闻,报道禁烟禁毒、抗美援朝、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等中心工作。

  同时,市委也开始考虑接收《包头日报》的准备工作,通过“加我之人”,壮大进步力量。

  1936年出生的山西祁县人阎充英就在这时进入了包头日报社。那时他只有十五、六岁,是包头中学(包一中前身)的一名初三学生,经考核审查吸收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在绥远日报短时间内熟悉了报纸编辑、采访、通联等工作后,1952年6月,阎充英与绥远日报政治组组长王纯宇、驻包头记者牛天角、政治组记者邢有祯以及包头中学另一位校友李文荣一行5人,作为支援包头日报的第一批干部回到包头。

  一到包头,时任中共包头市委宣传部长的林泽民见了他们,并介绍了包头日报社的情况,交代了党的有关政策,仔细研究了接收包头日报的方法和步骤,再三叮嘱他们要与报社原有同志搞好团结一道工作。

  几人进入报社后,马上按照事先的分工投入紧张的工作,除了做好报纸改版的筹备工作外,还与原报社同志广交朋友了解情况。每晚在王纯宇的住处兼办公室汇总情况,研究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忙到深夜。经过与原报社人员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改版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1952年7月1日,面目一新的《包头日报》第一号与读者见面,从此《包头日报》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天,恰逢中国成立31周年纪念日,第一版套红并刊登了马恩列斯和毛刘周朱的照片,全文发表了《中国包头市委员会关于加强包头日报的决定》,决定说,“由于革命工作发展的需要,包头日报于本年七月一日改版,由中国包头市委员会直接接导”,“市委决定并经上级批准,委派王纯宇同志到报社任总编辑,指定市委宣传部加强对该报的领导”,决定还对办报方针、宣传任务、通讯工作、发行范围等作了明确规定。

  改版后,原来报社人员全部留用,魏浚泉被任命为副社长,一些留用人员还被安排为中层干部。

  阎充英曾在《伏枥集》中回忆,报纸改版时,报社的物质条件没有什么变化,工作条件极其简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无线电台,靠收音机手抄新华社的新闻,印刷机动力不足,有时得靠人工摇印刷机印报。

  当时全社干部总共十九人,编采人员只有十二、三人,但大家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保证了出报任务的完成。没有稿件,记者白天采访,晚上写稿,编辑工作都在夜间进行,经常“等米下锅”。有个留用的老同志五十多岁了,每天步行到工厂、街道采访。还有的同志由于过度劳累得病住了医院,为此,市委千方百计解决报社干部不足的问题,陆续从绥远日报和蒙绥合并后的内蒙古日报支援给包头日报一大批干部,市委还从市直机关陆续选调一些干部。1954年,中共中央华北局撤销后分配到内蒙古的一批干部也充实了包头日报,使包头日报的干部队伍逐渐壮大。

  改版后的《包头日报》按照市委的要求,加强了对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的宣传,思想性、战斗性、指导性明显增强,在报纸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了个别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与违法乱纪行为,加强了与读者的联系和通讯员工作,广泛建立了读报组,报纸的面貌大为改观,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

  此后,阎充英在包头日报一干就是30年,作为包头日报改版的见证者,他对包头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后来有一次,他从中国中等城市党报研究会编辑的一本画册中了解到,全国60多家地市级党报中,大部分创刊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解放战争中,是在砸碎的旧政权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创办的,有一部分是解放后50年代创办的,只有《包头日报》是唯一创办于抗日战争前期的报纸。

  阎充英认为,这正是“绥远方式”的产物——包头和平解放后,对地方当局原来主办的《包头日报》原封不动,没有另起炉处。中共包头市委成功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以彼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的指示精神,把包头日报从一张的报纸改造成为中国和人民的喉舌。如今再回顾这段历史,仍会给人以启示。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包头日报》也在以全新的视角,见证着那段激情燃烧与风雨砥砺的岁月。

  1954年4月,《包头日报》扩大为4开4版,同时建立了无线电台,结束手抄记录新闻的历史,提高了时事新闻时效性,市里还投资在东河区南门外新建了印刷厂。

  这一年,17岁的包一中学生崔晓华被选入了包头日报社,在无线年初因工作需要,他由一名文字记者改为摄影记者,成为包头日报第一代新闻摄影记者,此后在报社工作44年,直至退休。

  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新中国一个个大项目在包头陆续开工建设的时期。从1955年开始,《包头日报》陆续报道包钢、内蒙古一机厂、内蒙古二机厂、包头一电厂、二电厂等重点工程由奠基到加速建设的历程,报道铁路、电力、煤炭和副食品基地建设进程,特别是重点报道了包钢建设的每一步进展,如白云鄂博铁矿、一号高炉等重点工程施工建设情况。

  红火的岁月,年轻的心。让崔晓华印象最深刻的是1959年10月他作为包头日报记者,与阎充英一道报道了包钢一号高炉建成出铁的新闻,并拍下周总理参观厂区时的现场照片。

  而阎充英作为报社驻包钢记者,则采写了周总理亲临包头为一号高炉出铁剪彩的新闻。他曾经回忆起当年采访见到时的情景,“当时一号高炉刚建成,现场有的地方还在施工,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事先安排好一条参观路线,但总理不顾这些,看见哪里工人多就往那里走。他坚持到高炉的炉前,冒着高温、烟尘和震耳的噪音,仔细观察和了解高炉的情况……15时45分,出铁的时间到了,周总理面带笑容走到出铁口前,他接过剪刀剪断了红色彩绸,随后走上炉前休息室的观看台,凝神注视着出铁口。16时整,出铁口被电钻打开,金色的铁流喷涌而出。”

  当晚,阎充英还有幸参加了庆祝包钢1号高炉提前出铁举行的庆祝宴会,“那天,酒杯里是茅台。我第一次品尝这香醇扑鼻的好酒,而且是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庆,兴奋和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言语表达。”

  1959年9月26日,《包头日报》出版《号外》,用特大号字告诉全市人民:“包钢一号高炉出铁了!”第二天又破例出了8个版,详细报道了一号高炉第一炉铁水奔腾而出的情景。10月16、17日两天,再以大篇幅和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了包头隆重举行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庆典和周恩来总理亲临剪彩的盛况。

  1959年9月29日,《包头日报》发表中共包头市委苏谦益撰写的《欢呼包钢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文章,指出“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出铁,再加上第一机械厂、第二机械厂大部分投入生产,这标志着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基本建设时期跃进到基本建设和生产并进的阶段。”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经济生活遭遇严重困难,1961年6月,《包头日报》由于纸张供应紧张,由对开4版压缩为2版,而且是用粗糙发黄的劣质纸印刷。

  但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张小小的党报却成为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点亮了人们贫乏的精神生活。

  为时代而歌,为人民而书。《包头日报》新中国第一代记者也在风雨磨砺中成长起来。

  记者阎充英在包钢施工建设最紧张的阶段,连记者站也顾不得回,就在工地帐篷里和衣而眠,大家兴奋地谈论着在现场耳闻目睹的新鲜事,有说有笑,忘记了艰苦的环境,反觉得体验一下“帐篷生活”是一种乐趣。他们到厂区采访,也同工人一样排队买饭,天冷时买到的饭菜也已冰凉了,有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就站着吃,一边吃一边和工人聊天,感觉同工人的感情贴近了许多。为了更好地观察了解工人、技术人员的工作情况,他们有时爬上十几米高的脚手架,在震耳欲聋、机器声鸣的机床旁,在铁水奔流、钢花飞溅的出铁现场和炼钢炉前,与工人交流采访。

  如今82岁的崔晓华对往事仍然记忆如初,他回忆起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总编辑辛景月带着他们几个年轻记者去石拐矿区采访的情景:“大家出去连自行车都没有,从这个矿井到另一个矿井,都是步行。爬山路很费劲,肚子里叽哩咕噜,感觉饿的慌。辛总编见我们有点不想走了,从衣袋里拿出几块糖说,小伙子吃块糖就有力量了,井下工人那么苦,还在一个劲儿地夺高产,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大家听了又有了精神,一路上有说有笑,很快就到了石拐厂汉沟矿。”在井下,崔晓华拍下了井下工人报捷的镜头,形象生动,现场感强烈,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1963年,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包头日报》也在5月1日恢复4开4版周6刊。1964年5月又将老5号字体排印改为小5号字体,增加了发稿量。这一年报纸发行量首次突破万份大关。

  没有学过新闻、一路在实践中摸索的包头日报社第一代记者,最盼望的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64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来包头视察期间,与包头日报社及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对办报方向、办出地方报纸特色、改进文风等作了许多具体指示,还为包头日报编辑委员会题词:“毛锥日夜写纵横,无限英雄战斗情;鹿野钢都新天地,文旗浩荡树边城。”

  这一年,《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也访问了包头日报,给日报办报带来了新思路。

  在此期间,《包头日报》接收新华社电讯稿改用模写机接收,减轻人员劳动强度,提前编发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1966年,报纸印刷由平版用轮转机印刷,大大提高印刷效率,缩短印报时间,使读者能够提早看到报纸。

  转眼间,一场声势浩大的开始了,包头日报社领导和许多编采人员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惨遭迫害。《包头日报》被查封,1967年5月6日至7月12日停刊,7月13日至12月17日改出只刊登新华社消息的《红电讯》。随着全国和自治区局势的变化,《包头日报》几经更换名号,几次实行军管,或派驻军宣队和工宣队。

  直到1968年2月28日,《包头日报》以“市革委会机关报”名义恢复出版,并开始刊发地方新闻。1971年改为“中共包头市委机关报”。

  期间,包头日报编采人员虽到过“五七”干校,参加过各种学习班,但最终大部分被保留下来,成为以后办好报纸的一支宝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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